◎苏琦

    每年“两会”的召开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共商国是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委员们就中国全局性问题的地方解决之道加以总结和推广，也是“两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来关于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如何成功实现产业和城市升级的调研报告在网络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和热烈讨论。苦苦纠缠各地官员及企业家的产能过剩、库存太多、成本太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脱实向虚、资金虚投空转、杠杆率太高等问题，在南海的企业家及官员看来却“都不是事儿”，这无疑令人心生艳羡之情。

    南海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其经验有没有可复制性？表面上看起来，南海有其“幸运”的一面，比如在杠杆率方面，南海由于以民营企业为主导，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本来就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企业杠杆率一直较低，因此不但不存在企业去杠杆问题，还有对企业加杠杆的需要。

    再比如由于南海区紧邻广州，随着广佛同城化不断推进，南海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提高了对南海房地产的需求，整体上不存在很多偏远三线城市面临的房地产去库存情况。

    这些“幸运点”并不是就那么容易转化为优势的。曾几何时，一些曾受惠于民营企业良多的地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对民企的阶段性困境，丧失了对民营经济的信心，不仅不热心于帮民企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还染上了“傍大款”的毛病，醉心于引进大央企，还声称什么要把“小狗经济”升级为“大象经济”，冀图通过以重化工为主的大项目的聚拢实现GDP超越和政绩突破。

    事实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地区，现在无不面临由民企不彰导致的民间投资下滑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及央企过度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杠杆率偏高的双重困局。

    因为广佛同城而导致的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小，则恰恰指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应该遵循的路径：既不应盲目限制大城市规模，也不应盲目提倡大力发展中小城市，而应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城市群和连绵城市带。事实上，以南海300万人口的规模，理应享有更高层级的行政待遇，从而能够拥有更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和其他城市进行合作时协调对接的能力。换言之，如果相关部门能够更多以人口和经济规模而非行政级别来设置行政建制，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更加顺遂。

    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幸运”及优势之外，南海区在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转型升级方面的特色经验更值得各方借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南海一个也没落下：除去外需不景气外，由于收入增加及选择更多，中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品种、档次、安全性等越来越计较，也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对传统以拼价格为主、产品单一、质量一般的产品需求大大减少。而从供给看，南海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断上升、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生产模式下的制造成本持续上升。一言以蔽之，南海的传统产品及生产模式等供给能力严重过剩，而中高端产品、产业、生产模式供给能力不足，这些也都是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阶段性共同挑战。

    接下来南海故事的亮点在于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机器设备替代劳动力等手段走出了困境。而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营造有利于产业转型、创新发展、形成新供给结构所需的公共环境，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方面居功至伟。

    调研人士总结指出，要相信市场，要相信市场机制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要相信民营企业能够自主决策，有灵活的企业管理机制，有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搏杀的经验，也有很强的技术升级动力。换言之，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应该主要是企业的事，不应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来实现。而政府应把工作重点放到提供好的外部环境上。

    这些总结及其政策指向在当下的中国有着振聋发聩的效应。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部门和地区在应对危机和转型升级压力时，不相信市场，不相信企业，而迷信政府有形之手，导致动作过猛，力度过大，行政手段过多，造成基建规模和信贷投放规模过大，央企负债率过高，进而又造成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而在“三去”过程中又陷入新一轮行政手段依赖症，导致人为产需缺口扩大，结果又加剧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对于这些部门、地区和行业而言，南海经验是一剂良药。

    南海经验的背后依然有着未解的疑问：为什么南海的民企面对转型困境没有选择脱实向虚？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心甘情愿做裁判做教练而能够按捺住上场做运动员的冲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制度土壤？人们期待着对南海经验更深层次的解读。

    (全文转载《财经》杂志2017年第五期社评)